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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特勞斯學派政治哲學史研究方法反芻
    2022年11月22日 08:21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杜雄飛 字號
    2022年11月22日 08:21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杜雄飛
    關鍵詞:施特勞斯;政治哲學史

    內容摘要:施特勞斯學派的政治哲學思想與其對西方政治哲學史的研究之間存在一種循環互證關系。

    關鍵詞:施特勞斯;政治哲學史

    作者簡介:

      列奧·施特勞斯及其學派的政治哲學思想傳入國內后,引起較大反響與研究熱情。不過,不同學者對該學派政治哲學思想的理解和評價卻存在著根本性分歧。施特勞斯學派的政治哲學思想與其對西方政治哲學史的研究之間存在一種循環互證關系。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施特勞斯學派的政治哲學史研究雖然具有令人迷惑的獨特性和深層面向,卻內在地蘊含著根本性的方法論迷誤。

      施特勞斯學派的政治哲學史研究方法主要包括“顯白/隱微的文本閱讀法”和“古今之爭”的整體性解讀框架。前者也是施特勞斯學派政治哲學史研究的獨特“標識”。依照施特勞斯的說法,政治哲人都能十分熟練地駕馭一種寫作技巧,他們會在同一個文本中交叉使用兩種語言向讀者傳達信息。一種語言是針對普羅大眾的顯白說教,任何人都能通過閱讀掌握基本文義;另一種語言是為了繞開民眾對哲人的政治敵意而故意使用隱約其辭但又暗藏深意的修辭方式對少部分人進行隱微教導。這種隱微教導既可以把自詡為真理的部分展示給少數精英,又充分照顧到政治社會賴以維持的價值觀念。只有那些訓練有素的“內行”經過長期咀嚼文本才能看出其中的門道。在施特勞斯看來,“政治哲學”主要涉及的不是一個研究主題,而是一種處置方式,即對哲學的政治化處理。哲學是一項以“真理”取代“意見”的顛覆性事業,但政治社會的穩定恰恰是以“意見”為依托的,“意見”作為政治社會不可或缺的基質集中體現為道德、宗教與法律。哲學毫無節制的價值中立的智性探索不可避免地會突破道德和宗教的限度,分化瓦解民眾的道德信念與宗教信仰,而這一破壞性活動必將激起民眾的敵意,使哲人成為“全民公敵”。因此,哲人與民眾的關系實質上處于沖突與對抗之中。哲學不但需要在政治共同體的庭審現場為自身的存在申辯,而且也有必要委曲求全,即有意識地自我規范,以求消弭哲學與政治之間的爭執。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主張實際上是以政治牽制哲學,把政治設定為哲學的“羅盤”,并把“永不安分”的哲學探討封鎖在政治領域。

      筆者認為施特勞斯及其學派的“顯白/隱微的文本閱讀法”存在以下缺陷:第一,這種獨特的文本閱讀法缺乏普遍適用性,無法提升為嚴格意義上的哲學史研究方法論。施特勞斯在提煉總結他的哲學史研究方法時,對哲學文本的“取樣”不是隨機的,而是有針對性的。他在印證自己的結論時只把通過他本人篩揀的文本當作例證,而沒有充分考量絕大多數與他觀點相左的關鍵文本證據。他的“顯白/隱微的文本閱讀法”的提出,完全是基于對柏拉圖、法拉比等政治哲學家的“個案研究”,基于以偏概全的不完全歸納,因而研究結論注定與實際的政治哲學思想史脈絡大相徑庭。第二,施特勞斯熱衷于把讀者分為“智愚不兩立”的嚴格分化的陣營,這種僵化且武斷的二分法面臨兩方面的困難:一方面,“二分法”的理論依據難以成立,有違經典作家本人的思想旨趣。面對施特勞斯所謂的“二分法”,細心的讀者不免產生疑惑,這樣的區分到底是作為研究對象的歷史上政治哲學文本共同分享的思想本色,還是施特勞斯出于自己的理論方便先入為主地給作者們貼上的標簽呢?隨意翻開歷史上的經典政治哲學著作,不難發現,答案趨向后者。實際上,大部分經典作家本人都不曾有意識地采用“人格分裂式”的表達方式,他們思考政治哲學問題的起點并非先行對讀者群體作出智慧與愚蠢的區分,而是對諸如正義、美德、義務等根本政治哲學問題的考察。如果哲人和民眾的差異在作者那里都不存在的話,那么自然也就無須特殊的寫作技藝來同時傳達顯白教誨和隱微教誨。如此一來,施特勞斯的“顯白/隱微的文本閱讀法”的立論依據將不攻自破。另一方面,“二分法”與經驗事實嚴重不符,施特勞斯嚴重輕視了從低階智慧向高階智慧過渡的連續性。實際上,人的智慧分布并不是類型差別,而是類似顏色光譜上的漸變色差,即便是智慧超群的思想精英也不能保證不出差錯。常言道,“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三人行,必有我師”等,這些箴言都體現出智慧和愚蠢之間并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即使我們承認施特勞斯的簡單二分法,也無法保證俗人或愚人接收的是作者的顯白教誨,而哲人接收的是作者隱微教誨的思想訊號,因為讀者與已經作古的作者之間的交流存在一定的信息不對稱,完全有可能“說者無心聽者有意”,作者的一句無心之言經過有心讀者的過度解釋可能被冠以微言大義的美名。施特勞斯隱微閱讀的一個關鍵預設是,讀者假設自己可以精準地識別出作者的隱微教誨,并進一步確定他所識別的隱微教誨就是作者在喬裝其危險觀點時的真實意愿。然而,這樣的預設很難成立。第三,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史研究方法不具“可證偽性”。既然政治哲學史研究的首要美德就是客觀再現歷史上政治哲學家的思想主張,那么政治哲學家的文本理所當然就是衡量研究價值的客觀標準,評價政治哲學史研究的優劣,直接的辦法就是返回作者的文本,查看有無文本依據。然而,施特勞斯的隱微閱讀方法具有“左右逢源”的彈性功效,當解釋者的觀點有據可查時,就可以大方承認作者的顯白教誨,當解釋者的觀點與經典文本有所出入時,解釋者又可以聲稱作者是在隱微寫作,其最終邏輯結果就是無論解釋者怎樣解釋都可以做到“從心所欲不逾矩”。也就是說,隱微閱讀既缺乏一個客觀的參照標準,又成為解釋者免遭指責的托詞,把作者與讀者之間的正常交流變為玩弄伎倆的“猜謎”游戲。筆者認為,政治哲學家的文本一旦問世,就應該作為天下之“公器”供解釋者展開理性的交流對話,隨著文本信息的自由披露,在批判與辯護的碰撞過程中,不斷產生的思想火花可能會澄明看似含混不清的歧義。第四,施特勞斯所渲染的隱微閱讀使一些思想精英渾然間可以直接體驗成為政治哲人的隱秘快感,對這種隱秘快感的承諾,的確吊足了一批忠于探秘的研究者的胃口。在這種解密體驗中,解釋者把自己想象為政治作家敘事中的主角,品味“栩栩然蝴蝶”般的“角色互換”,然而這種心理體驗式的神秘“代入感”已經超出了學術研究理性探討能夠把握的范圍。

      在“古今之爭”的問題框架下研究西方政治哲學史,梳理和闡釋西方政治哲學史演進的“邏輯”,乃是施特勞斯學派政治哲學史研究的另一種主要方式。施特勞斯認為,柏拉圖的政治哲學堪為政治哲學的光輝典范。自此之后,整個西方政治哲學史演進的邏輯就變成對這一最高思想形態的遮蔽、遺忘和背叛。尤其到了近現代,隨著“現代性三次浪潮”此起彼伏的推進,現代哲學家逐漸忽視了古代政治哲人對人性的貴賤、智愚之分,致使現代政治完全遺忘了古代哲學家的顯白/隱微雙重教誨,完全背離了柏拉圖政治哲學的高規格要求,因而現代政治一發不可收拾地走向萎靡不振,這一倒退主要體現為政治的去道德化和政治的技術化。施特勞斯認為,為避免現代政治哲學江河日下,有必要回歸古代政治哲學,聆聽柏拉圖的隱微教誨。

      通過檢討施特勞斯古今之爭的整體理論圖式,筆者認為他的論證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首先,“以論代史”的曲解。施特勞斯將整個現代政治哲學史看作一部對柏拉圖隱微教誨的遺忘史,一部政治哲學的墮落史,這種觀點很難說是嚴肅的、經得起推敲的。實際上,施特勞斯企圖以自己的政治哲學之引“論”侵蝕史學意義上的政治哲學之“史”。在古今之爭整體框架這一面“棱鏡”的折射下,讀者看到的不是客觀的政治哲學史圖景,而是高度扭曲的浸染著施特勞斯政治哲學底色的“影像”,這一扭曲的政治哲學史影像又反過來證成了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立場。其次,雙重標準。施特勞斯討論的完全是古代政治光鮮亮麗的一面,對古代政治社會的消極方面卻避而不談;當討論現代政治時又幾乎都是負面評價。這體現了其雙重評價標準,即對古代政治采取“無罪推定”,對現代政治采取“有罪推定”,這種以“德性為尊”的評判標準過于片面,不能客觀反映政治哲學史的整體發展脈絡。相比之下,奧克肖特對政治哲學史的理解反而更為合理,哲學史上的政治哲學家都對人的政治生活抱有悲觀態度,認為人的政治生活毋寧是持續的困境,政治秩序與永久困境的糾葛在于,秩序可以緩解困境。每部政治哲學杰作都是對時代困境的創新性回應,政治哲學史的整體性或統一性就體現在它是對人類永在政治困境的不同側面的嘗試性解答。柏拉圖關注的是如何克服雅典民主制的困境;霍布斯試圖用絕對主權回應自然狀態的困境;羅爾斯的“正義論”試圖解答在無法通約的道德學說、宗教信仰相互沖突的時代,公平穩定的良序社會如何可能。在人類所處的永久困境中尋找政治秩序是政治哲學史一以貫之的主題。再次,“奧林匹亞”式解讀。分析哲學家馬蒂尼奇指出,施特勞斯對西方政治哲學史的解釋實際上是奧林匹亞式的。施特勞斯以奧林匹斯山上諸神的眼光從高處俯瞰政治哲學家的文本,為了滿足他所確認的宏大思想圖式的要求,他不惜選擇性地調整一些細節,從而置換、篡改甚至取消另外的細節。如果我們把整個西方政治哲學史看作一個疑難長句,施特勞斯的“句讀”方法首先關心的不是從何處“斷句”能理清政治哲學史的邏輯關聯和思想結構,而是從何處“斷句”更能彰顯古今政治思維版圖的斷裂。施特勞斯畢生都在追問現代政治哲學的禍端,并將其當作攻擊的靶子,以達到揚古棄今批判現代性的目的。這也就是他為什么有時認為霍布斯是現代政治哲學的奠基人,有時又把馬基雅維利推上現代政治哲學奠基者寶座的原因。施特勞斯更關心的是,哪位作家“新的道德態度”能夠支撐他的“古今之爭”的宏大理論框架。施特勞斯將作者的聲音湮沒于宏大敘事的“奧林匹亞”式解讀的做法,產生的直接后果是,它極易造成對政治哲學家不必要的扭曲。通過這種解讀,我們得到的不是政治哲學家本人的思想復述或轉述,而是帶有施特勞斯前綴的一廂情愿的臆解。最后,“時代誤置”(anachronisms)。施特勞斯既然聲稱發現了現代政治墮落的病灶,按常理推斷,他應該會有靈丹妙藥,然而他開出的藥方卻是“執古之道以御今”,重新回到柏拉圖的政治哲學。不得不說,面對當今復雜的現實政治形勢,施特勞斯站在古代政治的立場用“柏拉圖式的政治哲學”的藥方對治現代政治“沉疴”的做法是不合時宜的。這種出于對現代性的不滿而重新實踐古代政治倫理的做法與其說是在“診治”,不如說是在回避。

      綜上所述,施特勞斯學派的西方政治哲學史研究實際上是以對政治哲學的獨特立場反噬政治哲學史的客觀研究,這種策略不但完全背離了政治哲學史研究的“客觀再現”宗旨,而且難逃“循環互證”的嫌疑。也就是說,施特勞斯學派既將其獨特的政治哲學立場當作政治哲學史研究的“工作假說”,又將其政治哲學立場當作政治哲學史研究的最終歸宿。這種“史論互文”的互相成全、互相闡發的做法實際上取消了政治哲學史研究的獨立意義,陷入“六經注我”式的主觀獨斷。倘若完全照搬他的政治哲學史研究套路,那么一系列的政治哲學史研究都將成為施特勞斯政治哲學思想的“腳注”,完全喪失其客觀研究價值。施特勞斯學派的政治哲學史研究方法與其說牽涉方法毋寧說牽涉態度,一種“客觀理解”文本的態度。

      (本文系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項目(2017TS057)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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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黃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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