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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齊:賀麟先生的精神遺產
    2022年09月23日 15:43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王齊 字號
    2022年09月23日 15:43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王齊
    關鍵詞:紀念賀麟先生誕辰120周年;賀麟;《精神現象學》;《邏輯學》;《哲學史講演錄》

    內容摘要:

    關鍵詞:紀念賀麟先生誕辰120周年;賀麟;《精神現象學》;《邏輯學》;《哲學史講演錄》

    作者簡介:

      在隆重紀念賀麟先生誕辰120周年之際,我作為賀先生親手組建的西方哲學史研究室的現任成員和因諸種機緣巧合而擔任的第七任研究室主任,能夠借此機會反思賀先生為我們西方哲學史哲學研究室(西方室)乃至為整個哲學所留下的精神遺產,我感到無比光榮。能夠有機會在西方室成長和工作,是我今生今世最大的幸福,感恩人生的際遇。

      賀先生1992年不幸與世長辭,而我1993年才步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哲學系師從汝信先生學習,無緣聆聽賀先生的教誨,我是通過學習賀先生的譯著和文章,了解到賀先生的學問和精神世界。上世紀80、90年代開始學習哲學的人,幾乎無人不讀《哲學史講演錄》和《小邏輯》。而我自感比同齡人幸運的是,作為賀先生的再傳弟子,我有幸從汝信老師、尤其是葉秀山老師那里聽到不少賀先生讀書治學和為人處世的故事,比如賀先生請吃飯的事,他曾在當時不對外營業的頤和園“聽鸝館”請客,歡迎葛力和管士濱回國服務,其中有一道菜是“芙蓉雞片”?!袄щy時期”一個春節前,西哲史室的同仁起哄讓賀先生請客,去“廣東酒家”點了“龍虎斗”,結果結賬時賀先生口袋里的錢不夠了,最后是大家湊錢結賬。葉老師還在回憶王玖興先生的文章中記載過,兩位先生曾為《精神現象學》中一句話的翻譯起了爭執,“不知是誰把誰改了的句子又改了回去”,王先生跑去爭論,結果犯了低血糖癥(葉秀山:《在,成于思》,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147頁。) 克爾凱郭爾在其《哲學片斷》一書中為維護信仰的精神性,主張掩去對耶穌生活細節的掌握,以免影響其神性。反之,我們從與大師近距離接觸過的學人口中聽到的生活故事,增加了大師的人性,使得一代大師變得血肉豐滿起來,拉近了幾代人之間的距離,增加了后學晚輩對大師的景仰之情。

      賀先生1955年與馮友蘭、金岳霖三人被點名負責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哲學研究所的籌建工作,賀先生調來哲學所,任西方哲學史組組長,黨的高級干部姜丕之1957年調入哲學所后任副組長。1978年,“西方哲學史組”改稱“西方哲學史研究室”,賀先生成為研究室首任主任,直到1983年由王樹人老師接任。

      賀先生參與組建哲學所時是53歲,已是一代學術大師,也是個人思想創造的黃金時期。據葉老師回憶,賀先生并不情愿離開北大,因為對于大學的工作是熟悉的,是金先生力勸賀先生來所,一來可以當一級教授,二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躲開批判。但賀先生對于西方哲學史組的工作是有想法的,他有一整套計劃,且有組織能力,從進人到研究方向的選定,賀先生都行使了自己的權威。在進人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賀先生慧眼識人,把葉老師要到了哲學所。葉老師北大畢業論文是有關康德的,鄭昕先生不滿意,只肯給“中”,是賀先生認為葉老師脫稿還能說清楚,堅持給了“良”。(葉秀山:《愉快的思》,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7頁。)在研究方向的確立方面,根據當時的要求,西方哲學史組以德國古典哲學研究,尤其是黑格爾哲學研究為主。最終,西方哲學史組形成了由兩代學者支撐的人員架構:

      一是1949年前出國留學并在海外獲得學位的人員,即所謂的“老先生”,其中包括在加拿大學神學的管士濱,1955年12月經國務院分配來組;德國留學的楊一之,1956年由“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調入西哲史組;美國留學的溫錫增,1957年1月來組工作;瑞士留學的王玖興,1957年6月來組工作。1956年來組的傅樂安沒有留學經歷,他是從小在上海接受的拉丁語言和神學訓練,他同樣被視為“老先生”。

      二是新中國培養起來的大學畢業生和研究生。如果從研究生入學時間算起,先后入組的有:汝信(1956年師從賀麟攻讀副博士研究生),葉秀山(1935-2016,1956年北京大學畢業分配來組),余麗嫦(1959年來組,1992年調離),王樹人(1962年北京大學畢業后師從楊一之攻讀副博士研究生)和薛華(1962年北京大學畢業后師從賀先生攻讀副博士研究生),侯鴻勛(1930-2019,1961年3月留蘇歸來入組)。

      因此,西方哲學史組的學術傳統是賀先生親手塑造的,甚至哲學所的學術傳統也是由金先生和賀先生開創的,而新中國培養起來的大學生和研究生才是這個傳統培養起來的哲學所第一代學者,這一點王路老師在《哲學所的學術傳統》一文中已經講得非常透徹了。(王路:《大師的傳統》,商務印書館(上海),2022年,第105-108頁。) 在老師輩在不同場合、不同情境的提點之下,我嘗試著把賀先生開創的西方哲學史組的學術傳統總結為如下三點:

      首先是研究與研究型翻譯相結合的傳統。這個傳統的開創首先與賀先生作為中國的西方哲學研究先驅者的歷史使命是密切相關的。對于賀先生這一代人來說,為西方哲學的概念術語找到合適的漢語對應詞并且做一番“正名”功夫是當務之急,這是一代學人自覺的使命。賀先生曾先在《黑格爾學述》的譯者序中提出、后來在1936年發表的《康德譯名的商榷》一文中引用過這樣一段話:“要想中國此后哲學思想的獨立,要想把西洋哲學中國化,鄭重訂正譯名實為首務之急?!睘榇?,賀先生確立了譯名的四個原則——“譯名第一要有文字學基礎。所謂有文字學基礎,就是一方面須上溯西文原字在希臘文或拉丁文中之原意,另一方面須尋得在中國文字學上(如《說文》或《爾雅》等)有來歷之適當名詞以翻譯西字。第二要有哲學史的基礎,就是須細察某一名詞在哲學史上歷來哲學家對于該名詞之用法,或某一哲學家于其所有各書內,對于該名詞之用法;同時又須在中國哲學史上如周秦諸子宋明儒或佛經中尋適當之名詞以翻譯西名。第三,不得已時方可自鑄新名以譯西名,但須極審慎,且須詳細說明其理由,詮釋其意義。第四,對于日本名詞,須取嚴格批評態度,不可隨便采納?!保ㄙR麟:《康德譯名的商榷》,見《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賀麟卷》,高全喜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396-397頁。) 同時,賀先生仍然以“信、達、雅”為翻譯的至上標準,與近代中國引進西方思想文化的標準同步。而在“反右”運動之后,賀先生又不得不把工作的重心全部投入到經典著作的翻譯之上。葉老師在《悼念王玖興先生》一文中說得非常明確,當時有一種不成文的“規定”:凡“老先生”的工作就是做“資料”和“翻譯”,而他們這些新中國培養起來的年輕人的重點在于“寫作”。(葉秀山:《在,成于思》,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144-151頁。)事實證明,葉老師和王老師的確踐行了這條原則,雖然二人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曾經跟賀先生學習《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跟王玖興先生讀德文小說《茵夢湖》,王老師在上世紀80年代也出版過譯著,但他們的主要工作業績還是集中在研究和著述之上。

      賀先生是勤奮的,他的個人著述生涯在很長一段時間受到嚴重限制,只能在經典著作譯本的譯者前言中表達一些自己的看法,但賀先生的思想功力是顯而易見的。賀先生確立了黑格爾哲學基本概念的漢語譯名,如“概念”、“共相”、“知性”、“自在”、“存在”、“變易”、“定在”、“尺度”、“實存”、“反思”、“理念”、“統一”、“差異”、“揚棄”等基本概念,不僅確立了漢語西方哲學的概念體系,而且對現代中國思想和語言都有塑造之功。在賀先生開創的傳統引領之下,西方哲學史組為學界貢獻了一批經典翻譯著作。除黑格爾重要著作《精神現象學》、《邏輯學》、《哲學史講演錄》外,管士濱翻譯了十八世紀法國唯物主義哲學家、“百科全書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霍爾巴赫的《自然的體系》,一部系統、科學、全面地闡述唯物主義思想的巨著;溫錫增翻譯了斯賓諾莎的《神學政治論》,該書是《倫理學》的補充和延伸。研究組的第二代、第三代學人都有研究型翻譯作品問世,如侯鴻勛和汝信的俄語文獻和論著翻譯,梁存秀組織領導的費希特、黑格爾翻譯組(先后參加翻譯工作的有李理、謝地坤、程志民、張慎),周曉亮的英國經驗主義哲學的翻譯與研究,一直到現在詹文杰的柏拉圖著作翻譯與研究和我本人所做的克爾凱郭爾翻譯與研究。令人欣慰的是,新進研究室的年輕人很快也將走上研究與研究型翻譯相結合的道路,這個傳統仍然在延續。

      賀先生開創的學術傳統還表現在重視哲學史,重視經典著作的研習之上。汝信老師在回憶他師從賀先生學習的經歷時曾經寫到,他以非哲學專業的身份考取賀先生副博士研究生時,賀先生“要我系統地從頭補課,為我制定了學習計劃,認真閱讀從古希臘到近代的西方哲學史上的一些重要原著,當然更著重指導我讀黑格爾的主要著作,特別是《精神現象學》、《邏輯學》和《美學》?!保ā度晷盼募?,“自序”,商務印書館,2021年。) 葉老師愛把“補課”掛在嘴邊,很多經典著作都經過了反復閱讀,一直到80歲高齡他還在補中國哲學經典和量子物理學的課。葉老師還根據自己的治學體會提出了一個觀點:即先從思辨哲學的頂峰德國古典哲學入手,追索到思辨哲學的問題之后,再從西方哲學的源頭古希臘哲學讀起。對這個傳統王樹人老師也有自己的體會和總結。有一次在食堂午餐時他告訴我,從任何一位西方哲學史上的大家入手,經努力都能貫通古今。這些治學經歷和體會是我們研究室的寶貴財富。

      西方室學術傳統的第三個方面表現在對哲學經典的重視不局限于西方哲學經典,還延伸至對中國傳統哲學和文化的研讀之上,以期達到中西哲學文化的對話融通。這個方向由賀先生開創,他本人即是現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后經葉秀山和王樹人兩位發揚光大。

      這就是賀麟先生為我們留下的精神遺產。因為是精神遺產,所有無緣與賀先生謀面的后生晚輩都有可能領會、認同這種精神并且將之付諸實踐,無論他們是否在哲學所工作。因為是精神遺產,它并不要求我們沿前輩的足跡亦步亦趨,而是要求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承老一輩的治學精神,作出一代學人應該作出的貢獻。從西方哲學史研究室目前的情況看,研究與研究型翻譯的傳統在堅持,重視哲學原典、重視哲學史的傳統在堅持。由于歷史條件不同,今人治學不僅跟賀先生一代,而且跟葉老師一代都有所不同,除了當時有明顯的條條框框之外,在西學東漸百余年后的今天,“中學”與“西學”已經歷過一段匯通融合時期。今天的學人成長在一個中西視域融合的環境里,“自我”與“他者”的界限跟前兩代學者有所不同,西方哲學的問題或許從一開始就是跨文化哲學的問題,甚至就是哲學的問題。我們今天早已接受了“批判哲學”的用法,不會如賀先生那樣在“批判”與“論衡”之間做出區分。而賀先生提出的哲學概念的漢語譯名要從“周秦諸子宋明儒或佛經”中尋找的原則也潛存著一定的危險。這種現狀意味著,我們對“他者”的學習上了一個層級。如此,擺在年輕一代學人面前的任務我想應該在于,“站在前人的肩上”,重新回到經典,以“循環往復-detour”的態度重審經典,在“自我”與“他者”視域融合的前提下,重新認識“他者”和“自我”,以期形成新的視角。對于西方思想文化的認識,百余年的時間是遠遠不夠的,其間尚有很多知識盲區,有很多需要糾正的“誤解”,更有需要深化的地方。對這個方向的探索才剛剛開始。

      回到“賀麟先生的精神遺產”這一主題。無論西方室今天的成員還是未來的成員選擇什么樣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路徑,我想有一點是必須堅持的,那就是賀先生對于學問的情感。有一句流傳很廣的話,賀先生說“可以跟太太離婚,不能跟唯心主義離婚”。葉老師對這句話的解釋重心落在了情感上,即賀先生對哲學事業的熱愛。葉老師在《我還是要買書的》一文中寫到賀先生晚年行動不便、但仍坐在輪椅上讓人推著沿書架“巡視”的場景,說賀先生的神情“威嚴得像個將軍,深情得又像個戀人”。(葉秀山:《在,成于思》,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121頁。)這句話所傳遞的情感刻骨銘心。哲學原本就是愛智的學問,沒有對哲學的熱愛,不可能有西方室的光榮歷史,更不會有西方室的未來。我想以此與我的同事和學界同仁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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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

    姓名:王齊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李秀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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